1921年3月，李大钊著文公开呼吁创建工人阶级政党。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李达回忆说：经过交谈，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据当时一份档案记载：“代表大会定于六月二十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大会。他们代表着全国的50多名党员。这些代表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因有其他事务未出席会议。出席党的一大的上述人员，平均年龄为28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这次大会。

7月30日晚，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后又匆忙离去。具有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断定此人是敌探，建议马上中止会议。大部分代表迅速转移。稍后，法租界巡捕搜查了会议地点。在这种情况下，代表们商定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从而同崇拜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主张走议会道路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划清了原则界限。

大会虽然也主张“与其他政党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即军阀，但并没有制定出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明确纲领。初生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国情还了解和研究不多，对中国这种资本主义发展还很微弱、严重地遭受外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是否能够立刻直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需要经过什么步骤才能最后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不可能认识清楚。

大会在讨论党的实际工作计划时，“因为党员少”，关于“组织农民和军队的问题成了悬案”，决定集中精力组织工厂工人。大会通过的党的第一个决议规定，党在当前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要派党员到工会去工作。这说明，党在成立时就十分注意同本阶级建立密切的联系。

为了保证党的先进性，大会“决定接受党员要特别谨慎，严格审查”；鉴于当时的党“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大会通过的纲领还规定，申请入党的人，不得具有非共产主义的思想倾向。他们在入党之前，“必须断绝同反对我党纲领之任何党派的关系”；“在公开时机未成熟前，党的主张以至党员身分都应保守秘密”。尽管有这些规定，在党刚刚诞生的时候，它的成员的状况难免还比较复杂。就拿党的一大代表来说，后来也有分化：多数人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坚持中国革命事业，有的为它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像陈公博、周佛海这样的人本来并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在党成立后不久就被清除出党；还有些人中途脱离党，有的甚至背叛革命。这种现象，不仅对一个初生的党来说是并不奇怪的，而且在党后来发展为广大群众性的党的时候，其主体是由健全的坚强的分子组成，但也不可避免地会杂有或产生某些不坚定分子、变节分子和异己分子。

考虑到党员数量少和地方组织尚不健全，大会决定暂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只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分管组织工作，李达分管宣传工作。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不是偶然的。它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华民族在追求复兴的道路上不断觉醒的必然产物。